尽快设立专门的金融法院或证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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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在今年两会提出,在上海设立专门的金融法院以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司法保障。虽然桂敏杰提议的金融法院,其外延比之前人们建议的证券法院要广,不仅涵盖资本市场,也涵盖金融市场,但金融法院与证券法院这两者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强调相关诉讼的专业性,因此笔者在此主要分析只围绕证券问题展开。

设立证券法院是基于证券市场专业性和特殊性的需要,若由地级甚至县级地方法院来审理此类案件,地方法院是否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令人担心。这方面无需再多言。设立专门证券法院,更是破除地方司法保护的需要。最近有个案例非常典型,新三板发生一起乌龙交易案,华恒生物公司一股东将市价20多元的股票误以1元/股价格卖出,被3位投资者“捡了漏”,当事方由此发生诉讼,原告认为交易损失发生地为“华恒生物”所在地,因此起诉至长丰县法院;但被告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该案应由被告所在地也即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管辖审理。双方之所以围绕管辖法院发生争议,根本原因在于互相担心存在地方司法保护。事实上,《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地域管辖制度,比如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样被告具有人情关系网的“天时地利”,人们担心法院在审理本地被告和外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可能存在地方本位主义,难保司法公正。

对于涉及刑事的证券案件,同样可能存在地方司法保护问题。按《刑事诉讼法释义》第24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而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但证券市场作为虚拟市场,被告的犯罪行为发生地在哪里?这方面或有不同认识。证券市场与实体经济有很大区别,物态上可看成是由股票交易所、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证券营业部、股票登记结算机构等构成的有机系统,它的资金流则牵扯到全国各地投资者,因此证券市场犯罪行为发生地,理论上最为接近的或许应是交易所,或应由交易所所在地的法院来审判。但现实中,涉嫌证券犯罪案件多是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来审判,证监会认定的一些证券重案被地方法院意外轻判,地方保护的严重后果不言而喻。

现实中,由于证券发行交易网络覆盖全中国,证券市场跨省越区,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全国一盘棋”,证券市场涉及全国广大社会公众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将证券案件的管辖权赋予地方法院有点近乎儿戏。在美国,证券民事诉讼方面,联邦法院对涉及证券交易法所规定的责任的诉讼有专属管辖权;当然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拥有违反1933年证券法第22节(a)款和投资公司法第44节之规定所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同时管辖权,但大多数这类诉讼都在联邦法院提起。对于涉及证券犯罪案件,联邦管辖权也占据绝大多数。或许,只有最高级别的法院或者专业法院,才能堪当维护证券市场最后公平防线的重任。笔者赞同一些学者建议,在上海等地成立证券法院和证券检察院,直接对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负责。

其实,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司法改革已经有了勇于实践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知识产权法院就是一例。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截至2014年12月28日,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均已正式挂牌成立。根据该《决定》,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三年内,可以先在所在省(直辖市)实行跨区域管辖,比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司法辖区将跨越广州市,涵盖除深圳外的整个广东省,这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知识产权法院专门独立出来,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证券市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私毫不比知识产权弱,设立单独的证券法院的必要毋庸置疑。法治是证券市场善治根基,证券市场对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有更高的要求,目前证券市场的发展明显受到旧有的司法体制桎梏,迫切需要司法体制方面的改革予以配套。笔者相信,只要按照实事求是原则推动证券市场司法体制改革,必然会产生一些具有标志性和借鉴意义的司法经验,影响和带动整个国家司法体制向更加公正、更有公信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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