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 互联网时代的搅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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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国商帮文化之初,王千马并不怎么喜欢宁波,直到他发现从这座城市走出的“宁波帮”如此牛气,并从“宁波帮”的钱业上看到了中国民间金融当年的传奇和智慧。此后,王千马一发不可收,花了三四年时间收集资料,走访山西、广东、上海、浙江等地,最终写成《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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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书中梳理了整条民间金融的发展脉络。

    有意思的是,王千马把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从民间金融曾经占据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到国家一步步将民间金融收归国有后、民间金融夹缝突围;再到如今,国家开始对民间金融的诉求进行由上而下的呼应。

    “看这百年历史,我觉得两个概念非常重要:‘钱轻’和‘权重’。所谓的‘钱轻’是指让资金的获得和使用更加便捷。长期以来,民间始终追求‘钱轻’,而国家一直控制。在‘钱轻’和‘权重’之间,国家如何调和,调和得如何,都决定着中国民间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千马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用儒家伦理“治理”民间金融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间金融一次次改头换面,在一些计划经济束缚较小的地方如浙江温台地区,迅猛生长。民间金融的存在对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千马:中国的民间金融史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施压的过程—从当年民间金融占据中国金融业的主体地位近千年到后来国家开始成立户部银行,一步步将金融的统治权力收归国有。

    当国家对民间金融持有偏见时,其只能转向民间借贷、集资、抬会等方式。而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在温台地区发展起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两地彼时都是边鄙之地,都是计划经济的洼地。

    民间金融对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地人富了之后,钱往哪儿走,必须要有出口。而民营企业在资金的获取和使用上一直非常不便。资金从哪儿来,必须要有入口。

    但民间金融为何会造成金融恐慌?这是因为其脱离实体经济后,它沦为了纯粹的资本运作。等到资金链断裂后,危机就像击鼓传花一般蔓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打压,使之由地上转向地下,乃至国家最终无法掌控民间金融的“命门”。

    但即便如此,台州目前还是出现了三家民营银行—泰隆、民泰及台州银行。泰隆在杭州火车站的广告做得很大,我有时看到,心情复杂。他们能够走出来,这说明历史在进步。

    时代周报:其实,谈起民间金融,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高利贷、非法集资或者地下金融。换言之,非理性一直是民间金融的硬伤。

    王千马:首先,国家要允许民间金融存在,而非绞杀它;同时,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而非任其追逐利益。

    其次,西方一直强调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没有那么久,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企业家身上也没有根植得那么深。不过,中国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儒商伦理。所谓儒商伦理,就是将儒家思想和经商行为相结合,这种结合孕育了一些优秀的品质,比如诚信。

    从山西票号到宁波帮到广东十三行,在过去,中国民间金融为何能发展这么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诚信。比如在山西,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日升昌票号的故事。

    一位乞丐曾拿着一张面额12000两白银的汇票到票号提取银两。当时大家都不敢相信,更何况汇票的签发时间是在30多年前。

    后来,按照老妪的叙述,她丈夫曾在外地经商,后来打算回乡。对于经商的盈余,他选择了其时安全保险的方式—通过票号汇出,并将汇票夹在衣物的夹层里。后来,他暴卒于归乡途中,老妪的生活自此没有着落。但30年后,由于思念丈夫,她拿出其过世时所穿的衣物,捏到了这张汇票,于是便寻到了日升昌。问明缘由后,日升昌便分毫不差地兑付了现银。

    这样的票号放在今天也是很得人心的。不止如此,儒商伦理与经商行为结合后,历史上还出现过很多诸如返乡修路、建设学校等回报社会的举动。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应该重建诚信体系,应该把儒家伦理请回来。

    大数据重构互联网金融

    时代周报:今天,互联网企业开始尝试使用大数据手段来评估个人信用、匹配投融资需求。这种做法对于民间金融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

    王千马:不同于过去的熟人社会,互联网社会是一个生人社会。谁都不知道在互联网上,对方的交易出于何种心态。所以,我们要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看他的历史交易记录,看他是否进行过欺诈行为,等等。除了信用评估,大数据还可以指导投资,让资金池里的资金资源与各类小微企业的需求更为精准地配对,甚至还能实现金融方面的个性化定制。

    不过同时,我对大数据又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大数据不是一蹴而就的,搜集数据会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而这又涉及个体如何权衡隐私和信息真实性的问题。

    至少目前,很多数据都是虚假的,基于这些,你其实根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信用水平。而尤其当淘宝小二的欺诈成为一个问题时,你对它的大数据还信任吗?显然不会。

    当然,大数据这个概念对于未来的诚信重建会有很大的帮助,但中国在这个方面尚在探索阶段。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凭借强悍的数据生产和收集能力,目前谷歌正在迅速地融入金融业。这对国内互联网时代的民间金融有何启示?

    王千马:我有一个哥们拜访谷歌。他问谷歌员工,哪个部门最牛?对方说,研发中心。他又问,谁每年给谷歌带来最多利润,对方说,搜索最赚钱,一年好几百个亿。他接着问,那谁最花钱?对方称,研发中心。他于是不解,为何谷歌最赚钱的部门,地位还不如最花钱的部门?对方回答称,因为搜索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而研发部门每天都为谷歌创造未来和希望。

    这个故事说明,在谷歌的价值观中,他们把技术研发放到了最高位置。如何通过大数据评估诚信,重建诚信,让民间金融的非理性缩到最小,这些需要技术手段的帮助,而且,这个技术关联未来。

    谷歌进军金融行业,强大的研发能力为其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但在国内,即便马云、马化腾做得再好,他们也不可能允许不赚钱的部门成为自己公司里地位最高的部门。所以在国内,大数据是一个方向,任重道远。

    民间金融不是革命者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指出,中国的第三次民间金融浪潮,在未来一定会到来。而目前,包括微众银行、金城银行、网商银行等在内,数家民营银行正在筹建,其中微众银行已在试营业。真正的民营银行应该怎么办?

    王千马:我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不以实体经济为目的来搞民营银行就是耍流氓。其实,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民国时期的民营银行,虽然它们的背后都有达官贵人的支撑,需要为他们服务,但同时,民营银行都在大力扶持中国的工商业。

    而今,我们之所以要成立民营银行,主要原因是上帝不愿做凯撒的事,国有银行不愿给小微企业输血。所以,民营银行一定要牢记自己的出生和出生的宗旨,服务该服务的人。

    民营银行需要明白,第一,必须扶持实体经济,否则,民间金融就是无源之水,最终难免沦为资本游戏。第二,必须知道自己扶持的实体是哪些实体。民营银行应该致力于让那些融资难融资贵的饥渴企业解渴,否则,它的出现无非是增加了一种金融组织形态,实际意义不大。

    时代周报:很多人都在观望,看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民间金融能否撼动传统金融的大树,倒逼国家改革。

    王千马:这是一种理想。在目前的意识形态下,民间金融只能做一个搅局者,而非革命者。

    换言之,在整个金融生态中,民间金融的存在主要是发挥鲇鱼效应。当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被金融利益集团所垄断,而且利益被严重固化并牢不可破时,从民间金融中寻找突破是个必要的选择,但民间金融再也回不到封建社会时期的主体地位了。

    另一方面,目前的互联网企业可能只适合做搅局者。所谓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的特质—分享、开放、自由紧密相关。但像马云的公司,他们和微信打架,相互屏蔽,虽然这也是互联网企业,但已是传统式的互联网企业了。

    真正的互联网金融是秉持互联网精神的金融,但阿里巴巴已经逐渐脱离了这种精神。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一旦做大就有了大企业病,到最后就成为这个国家的缩影,里面充斥着家长式的权力结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到那时,他们的思维又和传统对接,丧失了破旧立新的创造力和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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